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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上海近百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

　　中新网上海1月12日电(记者 范宇斌)“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民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日俱增。”正在此间举行的2023年上海市两会上，近百位上海市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言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

　　数据显示，精神心理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居首位，占疾病总负担的20%。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上海明佳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丽佳12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在上海，每5个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遭受精神心理疾病的困扰。”

　　以上海市为例，当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等积极推进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要求，加强法治建设和政策支撑，积极探索行业自律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上仍存在诸多问题。”赵丽佳坦言，问题主要体现在“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教育培训乱象丛生；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能力水平良莠不齐；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供不应求”。

　　这份提案提到，“当前，有关培训机构、高等院校、心理健康相关协会学会等相继发布心理健康培训项目，但是项目内容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对心理健康服务事业发展带来隐患。”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提升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能力水平迫在眉睫。”赵丽佳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许多为非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专业，专业能力不足，法律伦理意识淡薄，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导致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中国目前尚无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

　　记者了解到，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主要是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据悉，截至2017年，中国约有120万名持证的心理咨询师，仅有3万-4万人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专兼职工作，全国心理治疗师数量则仅有数千人。

　　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表示，新冠疫情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持续时间至少是十年、二十年以上，很多人都可能会面临焦虑、抑郁、失眠和社会交往等问题。“加快提高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数量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赵丽佳如是说。

　　对此，近百位上海市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行业协会自身建设，提高行业管理与服务能力；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规范治理和行为自律，进而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

　　这份联合提案中指出，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建立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工商、民政等部门共同组成的联合执法机制，对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机构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服务收费等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大力依靠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检查。

　　行业自律管理同样关键。这份联合提案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提升行业管理与服务能力。要壮大行业协会专兼职人员队伍，构建功能完善的组织结构，积极吸纳新的会员单位，鼓励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开展专业人员能力培训、参与制订地方性法规和行业发展规划、构建完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等。

　　此外，可以积极探索“赋权”行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行业组织开展信用评价，推进监管执法和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鼓励行业组织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处理、失信惩戒等方面发挥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档案。发挥信息化的作用，建立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和人员数据库等。(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